大陸19大前夕,兩岸關係出現一些微妙跡象,官方互動雖仍停擺,卻也開始出現一些正面發展。譬如《中國時報》社論建議蔡政府應恢復大陸省市級台辦官員訪台,社會各界也對政府部門杯葛大陸官員、學者來台有所批評,陸委會很快就公開澄清,接著就有大陸台辦官員順利入境,並出現在公開場合。大陸雖未解禁官方智庫與綠營智庫的接觸交流,但也開始與接近民進黨的民間智庫學者互動,或透過私下餐敘場合與民進黨人士接觸往來。也就是說,大陸與民進黨雖不來往,但民進黨人的互動大門並未關死。



不過,相較馬政府時代的兩岸大交流大發展,現在的交流互動程度遠不能與之相提並論。對蔡政府來說,想改善兩岸關係,絕非僅僅透過善意表態就能實現的。民共交流最大障礙不是欠缺善意,事實上蔡總統已釋出不少善意,但雙方欠缺的是互信,即便一方釋放善意,對方也會認為其中有詐或只是緩兵之計,缺乏互信下釋放的善意,自然很難得到充分的理解,反過來也傷害釋放善意一方的積極性,因而形成惡性循環。蔡政府當務之急,是要改變這一惡性循環,採取實際行動為民共之間累積互信,兩岸才能真正邁開實質的互動步伐。蔡政府對兩岸合作空有善意,卻遲遲無從取得實質進展,除了受民進黨基本教義派掣肘外,結構性的因素是台灣整體大環境,也就是歷史形成的民意與兩岸政策慣性及中美關係。蔣中正時代,政府抱持反共復國決心,兩岸關係也受到冷戰格局制約,自然是敵我分明。蔣經國時代,美中建立戰略競合關係,政府也放棄武力統一政策,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主張,主要精力放在對內建設,實現「革新保台」。

李登輝進一步延續蔣經國的內向思路,重點推進台灣內部建設,於是才有「經營大台灣,建設新中原」之論。在兩岸關係上,李登輝雖然放棄了蔣經國的「三不政策」,並開始與對岸接觸,但2005年後,他更關注台灣主體性的維繫,因而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,並以戒急用忍來限縮兩岸經貿互動和人員往來。後續陳水扁時代和馬英九時代,雖然在兩岸政策上南轅北轍,但在兩岸關係架構上並未跳脫李登輝確立的體制,那就是以台灣為主體、藉助台灣的實力與對岸周旋,並要求對岸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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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。在這種政策影響下,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見得以確立,那就是維持現狀,既不追求兩岸統一,也不貿然宣布台灣獨立,這一主流意見反過來又框限住政府的兩岸政策選擇範圍。這也是蔡英文所要面對的台灣民情和兩岸政策遺產。問題在於,如今的兩岸情勢已今非昔比,大陸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飛速發展,已經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,台灣已經不再具備與大陸抗衡的政經實力,美國國力也漸漸現出疲態,美國更需要中國的合作。更重要的是,大陸官方也面臨兩岸統一的時間壓力,對兩岸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的現狀愈發感到不耐,因此不斷以單方面的主動作為來向台灣施壓。台灣除面臨兩岸關係困局,還面臨內部政治的困局,正如《中國時報》24日〈系統失靈、民主失靈、台灣失靈〉為題的社論所指出,台灣今天的困局已經不是政黨輪替所能解決,而是政治運作陷入僵局與民心失去信心的問題,蔡總統應該從戰略層面重新思考台灣藍綠對抗、兩岸分裂與台灣和世界的關係,而且必須在這三大問題上取得一致與協調的認知。以今日中國和世界的關係,台灣現行內向型的兩岸政策思路只會鎖死自己,愈來愈孤立,也愈來愈貧窮,必須以開放的心態與大陸合作,並在合作中確立台灣的位置,以此來形塑對大陸的談判優勢。蔡總統可供迴旋的空間已經很小,但仍然可以回到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,承認當時兩岸雙方對一中原則的堅持,就可以繞開一中涵義之爭。同時蔡總統也可以考慮重新評價馬習會,蔡總統若能在這兩件事上改弦更張,或許可以為自己的兩岸政策之路找到新的方向,也能確立新時代的兩岸關係體制。(中國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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